2014年8月天则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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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茅于轼为荣誉理事长,现任理事长为姚中秋教授,所长为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张曙光教授,副所长为冯兴元教授和高岩教授。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9号正仁大厦6层
电话: 8610-52988126
传真: 8610-52988126

天则图书


《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
姚中秋/著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张曙光著


 

士志于道(从经济价值到道德价值)
盛洪著


规则与繁荣
冯兴元 /著


 

国史纲目
姚中秋著

 


漫说哈耶克
姚中秋 /著


政府的本分II
姚中秋 /著


2011年中国
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
冯兴元、毛寿龙/ 著


科斯与中国
张曙光、盛洪/ 主编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著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茅于轼/著


Food Security and Farm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茅于轼、赵农、杨小静/著


中国民营企业
生存环境报告
冯兴元、何广文/著


博弈:地权的细分、
实施和保护
张曙光/著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英文版)
天则经济研究所


重新发现儒家
姚中秋/著



美德·君子·风俗
姚中秋/著


中国变革之道
姚中秋/著




长城与科斯定理
盛洪/著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盛洪/著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茅于轼/著





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张曙光/著



中国的粮食安全靠什么?
茅于轼、赵农著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天则观点

中国教育不能再折腾了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每到一年一度高考、中考、小升初的时候,教育问题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时至今日,在我们谈到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问题时到底在谈什么,而这些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

教育的失误在改革开放 30 年后仍相当严重

邓小平当年曾说,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是重灾区。此论不假。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教育也有进步。比如,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据教育部的统计,2013 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 305.86万人,其中, 72.83%的人已经学成回国发展。而且留学生呈年青化的趋势,从成人、大学生向中小学生发展。再如,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的扩展,现在每年有900多万高考生,700多万大学毕业生。还有,学校的硬件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甚至有些过度排场和富丽堂皇。但是,教育和教育改革的失误也很明显,甚至相当严重。这也许是目前最大的共识。其乱象和败象已经显现,翻开报纸,也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事例。

――中小学划分学区,就近上学,但择校仍然是金钱开路。按照学校的知名度,十万八万甚至更多。
――高考作弊时有发生,枪手代考也相当突出,甚至学生、家长、老师合谋,网上也公开招揽生意。
――高考加分问题不小,照顾和特长变成了特权。体育加分,足球4万,游泳8万,给了负责裁判和比赛程序的人。另外报名办证先得交钱, 5万一个。有的穿上队服,照个合影,有的做做样子,测试一下,裁判帮忙就过了。
――高校为了经济利益,都办有 MBA 、EMBA ,本来面对的是工商界人士,现在“一半是政界人士”。北大招生办的于老师说,“学费66.8万,党政领导干部行政级别需正处级以上”,而局级以上需要79.8万。很多是“官员请客,企业买单”。一些动辄数十万元学费的培训班,已经畸变成官员打造人脉圈的“名利场”和“资源聚集地”,教授、院士也可以用钱来买。  
――高校命案不断,很多学校每年都有因为学业压力、情感失恋、琐事纷争而跳楼、上吊,甚至动刀杀人。至于大学生犯罪,像药家鑫、马加爵等,就不用说了。
总之,教育危机,社会危机已经摆在面前。

中国教育失误的原因在教育理念

首先,我们的教育完全功利化了,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横行肆虐,包括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当年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健康心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充满爱心的人,而是在技能上和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培养为国家服务的机器,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从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份能够搛大钱的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直到今天,这一方针不仅没有受到质疑和批判,反而在继续贯彻实行,而且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公开、越来越严重,以至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同时,又来了个分数挂帅。教育尚未摆脱政治的控制,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之中。

其次,中国的教育思想专制主义盛行。思想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通过高考的指挥棒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不辨是非,不分香臭,只会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同时,阶级斗争教育使学生丧失了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对他人、他国的灾难幸灾乐祸,拍手称快,不仅不把敌人当人,而且把自己的同学、朋友、师长,甚至父母当仇人、当敌人。因此,教育思想的专制主义,实际上是奴化教育、蠢化教育、毒化教育。学生成了学习的奴隶,习题的奴隶,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出版商的奴隶。老师、家长都受到思想专制主义的残害。

再次,教育的工具化、技术化、程式化和知识化。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有思想、有感情鲜活的人,应当是一桩灵活多样、生动活泼、身心愉悦的事情,但是中国的教育有一套周密的训练体系,一套标准答案,一套规定动作,教育变成了流水线,变成了养鸡场。中小学生天天做习题,训练的是解题的技巧。大学生为了学分,除了专业课以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没有时间读书,特别是读原著和读经典。一切教育活动都技术化了、规范化了,都有量化指标,课堂教学有一套模式程式,连各个部分教学的时间分配也有规定。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哪一级刊物发表。教学评估也都有一套打分的指标体系。

教育不能再折腾了

教育是百年大计,需要遵循教育本身的规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但是, 60 多年来,教育的折腾不断,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的折腾少了,但教育的折腾还在继续。以大学育为例,回顾一下教育折腾的历史,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启迪。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教育折腾的开始,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调整,肢解了民国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保留了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撤消了综合大学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造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了包括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震旦大学在内的24所教会津贴的高校。重工轻理,取消了不少学校的政法、财经等人文学科,导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
――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全国高校从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58年秋天的23500所,没有办学条件,没有师资,没有生源,学校数量的大跃进变成了教学质量的大倒退。―― 1958-1976年的高考不宜录录取政策。从1958年起开始对高校学生进行政审,分为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遂使教育不公平合法化。
――十年文革,学校停止招生,先是批判斗争老师,后是打派仗,甚至动枪炮,大批青年上山下乡,高等教育受到全面摧残。很多工农兵大学生只有小学生的水平。
――1990年代的高校大合并。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高等教育恢复正常,但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利起了一股合校风,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被强制合并成412所高校。不仅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而且失去历史特色,丢掉专业优势,百校一面。
――高校扩招和建大学城。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拉动内需,1999年实行高校扩招。普通高校招生数比上年增加 42%,2000年再增加 35% ,2004年在校生800万,第二年增一倍,达 1600万。大学生扩招,研究生也扩招,现在是博士、硕士满街走。随着扩招而来的是各地都建大学城,圈占农田不说,造成的浪费也不论,校区远离城市,教授住在城里,没有高校的传统气息,没有城市的文化氛围,只有几座空旷的大楼,简直是一座孤岛,甚至是一座鬼城。

从以上折腾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官员办教育,权力代替教育规律,维稳代替了人的培养,学校没有独立地位,教授起不了决定作用,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此,教育改革不是小改小革,而是教育理念的根本变化,教育是为了人,要以人为本,让人快乐、让人自由、让人性升华,让人格完善。

来源:【FT中文网与中评网首发】

天则活动

天则“金融规则与货币政策”研讨会举行

2014 年 7 月 29 日, “ 金融规则与货币政策 ” 研讨会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室举行。参加本次研讨会有来自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科 •马洛奎恩大学访问教授 Christer Lingle 、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企业家中心主任 Ken Schoolland 教授、自由研究所( Liberty Institute )所长 Barun Mitra 教授、 Blockchanin 中国市场联络员王奇君、伦敦国王学院经济学博士Wolf von Laer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业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赵农教授、北京工业大学莫志宏副教授。除此之外,参会的还有巴别塔研究社成员、中外媒体及学界朋友。会议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教授主持。

Christer Lingle 教授、 Ken Schoollannd 教授、 Barun Mitra 教授、吴庆研究员、张曙光教授、 Wolf von Laer 博士以及冯兴元教授分别以 “ 稳健货币与宏观经济稳定 ” 、银行性道德风险 —— 金融干预带来的干扰 ” 、 “ 抑制财政轻率与通胀,黄金与可兑换货币的重要性 ” 、 “ 中国的货币政策 ” 、 “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管制 ” 、 “ 无中央银行的稳定 :  自由银行的理论与历史阐述 ” 以及 “ 从货币垄断到货币竞争 ” 为题发表主题演讲。莫志宏教授、刘业进教授、周子衡教授、熊越先生、赵农教授等就上述各位专家的演讲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观点。(详情)

天则《土地法律制度原则框架》课题专家研讨会举行

2014 年 7 月 28 日下午,天则《土地法律制度原则框架》专家研讨会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室举行。天则所在有关《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课题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初步进展,为进一步借鉴国外经验,天则所特别邀请到自由研究所主任 Barun Mitra 先生和危地马拉马洛京大学客座教授 Christer Lingle 先生就土地问题发表演讲。课题组负责人盛洪教授主持了研讨会并做演讲。出席研讨会的还有二十余位来自学界和新闻界的朋友。

Barun Mitra 教授和 Christer Lingle 教授分别以《重申地权:印度林权法案的法律、社会和经济影响》和《土地政策和土地权利框架》为题发表了演讲。他们在演讲中各自阐述了对土地产权的观点。盛洪教授介绍了天则所土地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的土地法律存在较大的缺陷,缺少指导性、基础性的原则框架。(详情)

《小城镇、县辖市》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

2014 年 8 月 5 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小城镇、县辖市》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本次报告发布会的与会专家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教授,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院长沈迟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王业强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曹广忠副教授。报告主持人为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张林先生。

天则所理事长姚中秋教授,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李人庆教授做课题的主要内容报告。他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更适合描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研究不应只注重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大型城市、城市集群的发展,还应着重研究基于经济、社会变动而自发生长出来的事实性城镇。其次是中国的城镇化在两个面相上同时展开:第一个面相是行政性城镇化,由此形成大量建制市;第二个面相是自发性城镇化,由此形成大量不具备城市法律地位的事实性城镇(工商业强镇和郊区镇)。最后相比于现有的切块设市、强镇扩权等改革方案,县辖市方案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县辖市方案重构市制,可以将城市的经济职能和管理职能分流,从而为中国的“县制”职能转变提供制度准备。但其关键是政府转换立场,从城市的创造者转型为城市发育的护理者。(详情)

青年学者沙龙第五期——贪婪的手: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与征用权的限制

天则中外青年学者沙龙活动(第五期)于2014 年 7 月 28 日在天则所会议室举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 Ilya Somin 博士以为“贪婪的手: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与征用权的限制”(The Grasping Hand: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and the Limits of Eminent Domain)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沙龙评议人有天则所副所长冯兴元教授以及美国政治哲学学者 Jason Walker 。包括中外学者以及青年学生的听众约二十人。本次沙龙的组织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部助理马俊杰先生,主持人为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张林先生。

Ilya Somin 教授详细介绍了凯洛诉新伦敦市案的起因以及后果,认为政府通过强制力把一个主体的财产权利转移给另外一个主体的行为不仅不公平,而且往往还没有效率。冯兴元教授赞同 Ilya Somin 教授的判断,指出有些学者认为使用权比所有权更重要是不对的。没有了对于所有权的严格保护,使用资产和资源时就会造成各种扭曲,从而公权力也就难免扩张,变成贪婪之手。 Jason Walker 教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限制政府权力是当下政治学的核心,因此,无论是对征用权也好,还是对其他权力而言,没有权力约束的政府是另人担心的,这需要法制的保障。(详情)

“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研讨会在天则所召开

2014 年 8 月 13 日,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第十期主题沙龙暨“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研讨会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与会嘉宾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超群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明旭,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教授。此外还有多名企业家代表也参加了此次的研讨会。

会上秋风教授首先介绍了 “ 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 ” 项目的研究目标、框架、内容和几个原则,并强调该宣言旨在增加企业家和公众的参与。高超群教授阐述了该宣言的价值性,并建议在世界企业家历史的意义上来辨明中国企业家的位置。明旭先生对“君子企业家”这一新生概念及其意识形态的长久存在提供了历史资源的佐证,并进一步阐述了‘儒商'这一概念的复兴之缘由。冯兴元教授肯定了企业家是市场驱动力量这一概念,并提出在关注劳动安全问题的同时,也不应妖魔化管理人员的问题。与会企业家针对这议题进行了踊跃的发言与评论。(详情)

天则消息

天则十维空间仿真规划模型

天则十维空间仿真规划模型是一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数学及计算机模型。盛洪教授将克鲁格曼教授等人以生产为基础的空间经济学改进为以交易为基础的空间经济学,以人口密度及对应的市场网络外部性和拥挤外部性为主要变量,模拟个人与企业为追逐交易红利而决策,形成一地区或城市发展的规模与密度的均衡,并依集聚程度分布产业。

该模型分为十个维度,包括三维空间、时间维度、产业、制度与政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现有的和未来的生产企业、乡镇以及水资源和生态资源。只要一个地区的发展是以市场制度为基础,本模型就可以模拟该地区未来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规模、经济密度、产业分布、资源限制、生态保护、制度效应和政策效果,及其演变过程;为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照,并能直接应用于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人口规划,土地规划,产业规划,乡镇规划,和水资源与生态规划等规划工作。 (详细内容)

天則研究/咨询

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有高速发展,企业家居功最伟。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正是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他们构成今日社会精英之中坚。今天,全世界最庞大的、最年轻的企业家群体也开始走出去,沟通中国与世界。然而,由于大半个世纪以来不正常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国企业家群体也是全世界企业家中精神困惑最为严重的。最近三十多年来,新兴的企业家群体始终陷入严重的身份焦虑之中:第一,受反市场意识形态长期宣传的影响,很多企业家相信自己有“原罪”,以为自己获取利润是在剥削工人,因而无法确认自己利润的道德正当性。第二,这种意识形态也影响民众,民众虽然羡慕企业家的财富,但又相信无商不奸,对企业家缺乏敬意。这种看法反过来影响企业家的自我认知,企业家无法确信自己对社会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无法在社会结构中确定自己的位。第三,中国企业家也陷入严重的文化身份焦虑中,尤其是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家。中国人具有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也相当成功,但其背后的支撑性力量是什么,因为长期的文化断裂和反传统宣传,企业家无从准确认知。也因此,企业家个体精神生活处在混沌不安状态,中国企业的管理也缺乏必要的文化根基。“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项目旨在回应这中国企业家的身份焦虑问题,通过理论和观念之正本清源,帮助中国新兴的企业家群体确立身份认同,走向心智成熟,承担社会责任。

天则所将展开 “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的研究项目, 本宣言致力于构筑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价值观。面对中国企业家的身份焦虑,着重回应下面三个问题:
1 .中国企业家有原罪吗?
2 .中国企业家为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
3 .中国企业家如何获得更多尊敬?

企业集资与“非法集资罪”问题和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既是民营企业家的奋斗史,也几近是民营企业家的夺命史。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很多企业的民间集资行为被冠上 “ 非法集资 ” 的罪名,企业家备受打压。

天则经济研究所企业家研究中心将对我国的“非法集资罪”问题作一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专题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梳理现有相关法律政策,搜集和研究具体的企业“非法集资”和司法实践案例,分析现有法律政策和司法实践的特点、利弊与是非,并参照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提出符合切实可行的废除“非法集资罪”、尤其是废除与之相关的死刑的公共政策建议,改善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些政策建议的大方向应该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把不合法的各种集资行为和诈骗行为两者分开处理,分别转为轻罪,从而最终取消“非法集资罪”,或者至少取消与“非法集资”有关的死罪。

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开放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

我国现有的石油产业体制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一是价格管制,一是限制进入。因而我国石油产业存在着高度行政性垄断。其表现是由两家至三家垄断企业从勘探、开采、炼油、批发和零售,以至进出口的全面垄断。本研究旨在打破石油产业的行政性垄断,明确石油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给出原油和成品油市场放开改革的可行性策略和方案。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地区发展战略与城市产业规划研究

对阳城县发展战略、城市功能转型和产业进行重新定位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天则所开发出的独特的融城市与地区的三维空间、时间、产业和制度与政策分析于一体的空间经济学 - 制度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将此战略定位落实到具体时空中。同时, 通过该模型,模拟市场机理,预测城市和地区发展的长期均衡的最终规模,人口密度及其它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城市与地区发展的时间过程,产业的空间分布和发展轨迹,进行制度与政策方案测试等, 进行阳城地区与城市的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 

财政资源配置的公正与效率

关于财政资源配置的公正与效率一阶问题是总体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在最优区间、税种税制设计是否伤及经济体的增长活力;二阶问题是在给定税负水平条件下,既有财政资源配置中的支出结构特别是转移支付是否符合正义原则,以及财政支出的效率特别是一般行政费用的占比。

天则经济研究所将开展关于财政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的研究,集中关注财政资源配置的公正与效率的二阶问题。为了在一个社会中实现公平理想,通过财政资源配置方式介入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世界各国通行的方式之一。 一国运用财政支出手段促进公平时主要采用两种介入方式 : 直接介入的方式和间接介入方式。直接介入方式 是 财政支出被直接分配到个人手中用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公 , 我国财政支出项目中的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农村救济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就属于这一类型。间接介入的方式即政府通过增加支农支出、基本建设支出、文教科卫支出。 本研究关于财政资源配置的公正问题,主要对财政资源的转移支付进行判断,是否符合罗尔斯第二定理,即在实在需要违反第一定理时,可以向最穷的人稍微倾斜。除了公平问题,财政资源配置还涉及效率问题。我国的一般行政费用长期高于世界通行水平,据此存在大量公共财政资源流失和浪费(据粗略估计每年达万亿)。关于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本研究主要是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费用(加上其它相关费用,如对官员的公费医疗费用,住房补贴费用等)占财政收支比重的变化做出分析和判断。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全面研究财税体制改革问题,而是选取财税体制的一个方面即 “ 财政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 ” 展开研究,以对中国当前的财政资源配置状况作出初步评估。

中国基层城市化研究

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最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且,重点在中小城镇。我们注意到,中国有数以千计的工业强镇,但他们的社会治理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水平。

第一,大量人口被悬置在城乡之间,无法完成市民化转型。数以亿计的人口已经脱离乡村,聚集在工商业强镇,从事现代工商业,并且不会回到乡村。但是,他们不具有当地户籍,各种权利得不到承认、保障,比如教育。第二,工商业强镇社会治理水平低下。镇政府的人员编制与其所治理的人口规模完全不相称,不得不雇用大量编外人员,以不正规的权力进行社会管理;镇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进行城市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品供应严重不足。第三,城镇化结构畸形。由于工商业强镇无法完成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就变成了大城市化。这种大城市化实际上是由权力主导的,政府借助行政权力聚敛周边资源,堆砌城市,而这些通过自发秩序形成的城镇却不能成为城市。第四,工商业强镇产业升级无法展开,经济增长缺乏后劲。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人的升级,企业必须能够吸引和留住一批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投资者,而这些人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目前的市镇所无法满足的。同样,城市化滞后,也给服务业发展造成极大约束,尤其是中高端服务业没有机会发育、发展。

天则经济研究所将开展中国基层城市化的研究,旨在改进工业强镇的治理,优化城镇化的路径,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以推动社会治理向着自治、民主的方向演进。

中国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研究

2013 年初,天则所对中国 30 个省会城市的上万个居民样本进行了入户调研,并计算获得了各个省市的公共治理指数。本次公共治理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省会城市目前的公共治理状况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公共服务基本及格,公民权利保障堪忧,治理方式亟待改善。这也为公共治理的改善指明了最终的方向:改变政府独大的社会结构,转向主体多元的公民社会。本次中国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的排名从第一至最后一名依次为:杭州、南京、乌鲁木齐、天津、成都、上海、北京、南昌、西安、西宁、石家庄、武汉、广州、银川、呼和浩特、重庆、沈阳、长沙、济南、昆明、南宁、海口、福州、贵阳、哈尔滨、合肥、长春、郑州、太原、兰州。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三次公共治理调查,各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的总水平得分较低,即便得分最好的杭州、南京等城市,总指数也刚刚超过 60 分的及格线。治理状况较差的城市还不到 50 分。

省会城市排名变化与各省会城市治理方式的改善与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短期内,如果省会城市希望提高本城市排名,可以努力改进当地的政府信息公开与当地干部选拔的透明,促进当地民间组织发展,鼓励当地公众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状况与当地的 GDP 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不强。但是排名与当地财政转移支付公平性相关性较强。即一个地区的社保、医疗、教育及住房相关的补贴,越是更多的分配给了最穷的居民,该地区的公共治理排名就越高。反之,如果更多的分配给了高收入群体,该地区的公共治理排名就越低。这也说明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当中,“公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民众对医疗、养老保障、供水和供电不满意时,向政府反映情况可以得到改善。但对于公共交通、环境绿化、供暖和垃圾处理等有意见时,不管是选择通过集体行动还是选择通过向政府部门反映,都无法改变民众满意度。

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三次公共治理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对于省会城市居民而言,基尼系数是在减小的,而且收入流动性也向良性发展。从 2010 年到 2012 年,公民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评价下降明显,尤其是对财产和人身安全变得担心,对自由表达的诉求也在增加。目前省会城市居民对当地的政府廉洁评价仍然很低。

政府信息公开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的空间不断缩小,人口结构的垂直流动越来越固化,利益分享的矛盾也逐渐扩大。为了应对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政法系统为中心,公安、法院、信访、城管等机构配合支持,并由基层政府最终负责落实的维稳系统。关于维稳经费的问题在网络上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论。维稳体制是不可持续,政府的信息公开是打破维稳体制的最重要途径。公共治理的方法在于疏通诱导而并非严防死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息的充分沟通。没有透明公开的政府信息,就无法建立有效的公开透明的评议、监督制度。公民由此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基于此,天则经济研究所从 2011 年开始展开了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调查,本研究不仅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角度出发,评价研究各级政府是否依据条例行事以及效果如何。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信息公开法律,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政府的信息应该逐步在如下七个方面做到公开透明,它们分别是:干部信息透明、财政透明、决策机制透明、行政透明、公共服务透明、地方政府企业透明及权利维护透明。

即将举办的活动

天则?世界文明之旅(一):以色列

原定 7 月 29 日出行的世界文明之旅以色列站,因加沙冲突升级,考虑到队友的安全问题而延期至 9 月 28 日出发。我们的行程内容包括探寻“应许之地”的宗教故事和宗教遗迹、考察上帝多次预言“流着奶与蜜”之地的工商、农业和教育;与以色列政要、学界名流、犹太家庭进行深度交流,领略被上帝拣选之民族超凡脱俗的智慧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并领悟《圣经》深刻的内涵和神启之下的智慧;此外,我们也将组织团队成员之间、队员与团队学术顾问之间的以“圆桌会议”形式进行研讨会,讨论中国的文明转型之路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李蕴哲 86 137 1835 3757 ; liyunzhe@unirule.org.cn
赵慧娟 86 136 6105 8464 ; zhaohuijuan@unirule.org.cn

2014天则教育论

“2014天则教育论坛“将于2014年下半年在京举办,届时会议将主要围绕民办教育和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等主题展开 。

天则双周学术论坛

天则经济研究所持续近二十年的传统学术活动,它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而形成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天则双周学术论坛”已经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品牌。

即将举办的双周
双周论坛第509期:12/09/2014
双周论坛第510期:26/09/2014

以往的双周论坛

双周论坛第   506期    
时间: 2014年 8月1日   
主题: 详解 18 亿亩红线
主讲人:徐滇庆
主持人:张曙光
评议人:冯兴元、高王凌、李人庆、李周、茅于轼、莫志宏、谭淑豪、赵农、郑振源

徐滇庆教授针对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首先介绍了我国耕地面积变化的四个阶段,并简要分析了耕地变化背后的原因及测量耕地面积的方法,但他同时指出在衡量耕地面积时有一个最大难题是宅基地,也就是农民的自留地,未纳入统计数字。其次,他认为研究耕地数量最重要的是需要了解我们对粮食的需求,从粮价稳定、恩格尔系数下降及中国用粮食生产生物酒精等事实出发,他认为现有粮食供给能满足需求。再次,他解释了耕地增加速度变化的原因,这包括荒地开垦,灾害毁损、城镇化发展及审批用地等,并详细介绍了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我国城镇与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问题,指出城镇工业用地效率比较低,而农村与集镇存在形态布局散乱,生产生活功能配套缺失及用地失效、普遍闲置等现象。针对上述问题,徐教授认为节约用地必须城镇与农村两手抓,重点在城镇,而城镇的重点在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尤其是开发区。最后,关于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徐教授认为农民工进城的成本并没有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报的那样高,而且逐步解决农民工宅基地还可以增加耕地。通过分析粮食构成及全球谷物的生产量,徐教授认为如果按照口粮绝对自给,工业用粮完全进口,而饲料按照 1~15% 进口的方案调整耕地用地方式,节约工矿仓储用地,可有使耕地数量的增加大于占用的量。通过分析,徐滇庆教授得出的最后结论是 18 亿亩土地红线的提法并不准确,但是维持这个提法有意无害,提醒人们要保护耕地资源,关注粮食安全。

编辑:潘进
责编: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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