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天则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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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茅于轼为荣誉理事长,现任理事长为姚中秋教授,所长为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张曙光教授,副所长为冯兴元教授和高岩教授。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9号正仁大厦6层
电话: 8610-5298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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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图书



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
姚中秋/著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张曙光著


漫说哈耶克
姚中秋 /著



政府的本分II
姚中秋 /著



2011年中国
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
冯兴元、毛寿龙/ 著



科斯与中国
张曙光、盛洪/主编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著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茅于轼/著


Food Security and Farm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茅于轼、赵农、杨小静/著



中国民营企业
生存环境报告
冯兴元、何广文/著



博弈:地权的细分、
实施和保护
张曙光/著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英文版)
天则经济研究所



重新发现儒家
姚中秋/著




美德·君子·风俗
姚中秋/著


中国变革之道
姚中秋/著



长城与科斯定理
盛洪/著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盛洪/著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茅于轼/著


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张曙光/著



中国的粮食安全靠什么?
茅于轼、赵农著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天则观点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演化——关于计划经济历史分析的一种新视角

赵农,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迄今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这一特征决定了,通常用以概括一般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学说 [ 1 ],对于中国而言,是无法简单适用的。因此我们只能从具体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中把握和提炼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

我们将考察对象限定于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及经济体制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革,而国民经济的发展正是与这些变革相伴而行的。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特征性的阶段?如果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究竟是如何演化的,以及这些演化与体制变革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经济发展的解释性理论总是来源于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和分析,而判别某种理论能否成立并且是否有效的基本准则之一则是它的可预测性。因此,一种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假说或理论,就应当具备回顾性和前瞻性的双重性质。事实上,了解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也更多体现于它对当下问题的解答与未来前景的判断所起到的作用。

在本文中,我们将要阐明:建国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要素形成、要素优(化)配(置)和要素创新等三个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告别了要素形成的阶段(该阶段所对应的时期为1949-1978年),现在正处于要素优配阶段行将结束而要素创新阶段即将来临的关键时期。我们所谓的“要素形成”、“要素优配”和“要素创新”,是作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内在的主要特征而加以提出的;这并未否定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如要素形成阶段)中,其他阶段的特征(要素优配和要素创新),可能作为个别的或次要的现象而存在或发生。而在另外一些国家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如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要素形成、要素优配和要素创新等三者可能具有同等显著或重要的意义;某些国家和地区(如20世纪 50-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要素形成则在要素优配的条件下逐步实现的。这种差异,正是历史发展所蕴涵的时序、动态和演化性质的具体反映。

中国经济的发展所呈现的独特的阶段性,从根本上讲,归诸于相应时期内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下人们的主观选择。如果我们采用动态演化的视角,则进而能够发现:当期给定条件下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又会成为影响下期决策的条件或因素。具体说来,当建国之初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如此选择,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时,就已经注定致使动员能力极大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生成,从而成就了“要素形成”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性阶段的确立。而随着生产要素总量的不断增加,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大工厂”,它的规模效益(即要素形成的边际效率)就会发生递减,以致在某一时点且在边际上,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效率将普遍超过要素形成的效率。此时,“改革开放”——本质上作为与“要素形成”相继的“要素优配”阶段,便呼之欲出了。所以,“要素形成”与“要素优配”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归因于早期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设定。

二.要素形成与要素优配的阶段性割裂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由满怀理想的精英所构成的中共正式取得了选择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决策权。“国家工业化”所蕴涵的工业化与公有化的双重目标,早已成为中共领导集团内部所达成的一种共识。只是鉴于当时对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状况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考虑,以及尚未明确公有化的具体方式与途径,一种预设长达15年左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并有限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才得以确立。与此相应的“上层建筑”,则是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和有别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政协”。即便如此,对于社会生产力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采取“利用”和“限制”的策略,将斗争的焦点确定为限制与反限制,以及在劳动工资、税收和市场等方面加以限制的基本方法,早在建国前夕就已明文载入中共的纲领性文件之中。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渡性,至少对于中共的高层决策者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建国之时的 1949 年就已开始。

将“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种工业化的道路,在 20世纪中叶普遍成为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略。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下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引导或干预,甚至政府对于重、化工业领域内作为国有经济的直接投资和运营,也在号称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所以,中共提出的国家工业化中所含的公有化目标,才是中国(当然包括原有的苏东国家)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中的鲜明特色。这种选择,究其实质,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及在相当广泛的经济范围内(包括生产、交换、分配等),要以中共各级组织(号称由克己奉公的精英所构成)集中的公共决策,来取代自私自利的商人们分散的私人决策,从而实现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过程控制与目标管理的愿望。据说,这样就能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摆脱其他选择所致的“痛苦而漫长”的不利结局。显然,苏联在二战中的卓越表现以及战后在世界格局中的统领地位,加固了中共对于公有制能够创造更高的效率,以及只有选择公有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早日实现国家富强的信念。

当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基本架构已经明确时,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时期的长短、具体途径和方式的选择,则取决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中共的实践。朝鲜战争的爆发、进程和结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具有深刻的影响。首先,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以重大的牺牲和意外的战果,令人置信地承诺了中共所奉行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一边倒”的策略,从而消除了东方阵营的种种疑虑,赢得了苏联对于中国工业化所需技术与设备的大量援助,由此极大地增强了国营经济的实力与地位[2];其次,这场战争的结局,彻底破灭了党外其他政治集团对于英美政体的奢望,使这些集团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共政治和军事上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苏联体制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中的巨大作用;再次,朝鲜战争刺激了国内重工业的需求,进而带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并使中共强化了以国防工业牵引民用工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最后,在志愿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国内一些不法私商提供了劣质的军需用品,中共则借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大作宣传,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国人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可能成为中国工业化主体的资格认同,而且促使中共各级组织及其成员加深了对它的厌恶和戒备。(详细内容

来源:【中评网首发】

天则活动

天则企业家研究中心第十二期沙龙
          ——暨《企业集资与“非法集资罪”问题和对策研究》研讨会

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第十二期沙龙暨《企业集资与“非法集资罪”问题和对策研究》研讨会于10月25日下午5点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室召开。出席研讨会的嘉宾有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黄震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所主任、博士生导师徐昕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岩以及中国企业研究所(CEI)秘书长唐大杰先生。

会上,《企业集资与“非法集资罪”问题和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冯兴元教授对非法集资罪课题报告的研究背景及整体思路框架做了介绍,课题组成员分别就美国、香港、台湾、德国及大陆地区非法集资罪的施行情况进行了阐述并做了课题进展的汇报。随后专家们对课题写作方法,内容及提交方式提出了宝贵意见与建议。会议中,与会的企业家们也就自身的感受谈了其对非法集资罪问题的看法。(详情)

“天则中外青年学者沙龙”活动第七期

天则中外青年学者沙龙活动(第七期)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晚在一八九八咖啡馆举办。此次沙龙的演讲嘉宾为美国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人和经济》执行主编王宁博士,他首先简要回顾了经济学的历史,认为经济学也大体可分为构建主义与进化主义两种。他指出传统是很难定义的,但是历史却是真实存在的。从历史当中人们可以习得传统和经验,而历史不是线性的,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王宁博士还提到中国对封建主义等概念的理解还存在大量的混乱。中国已然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而未来的市场经济道路则有赖于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总结。天则所项目研究员张林先生指出,王宁博士认为对中国传统的理解需要首先理解中国传统或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但目前的状况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在重塑和改变中国的传统,市场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两者的融合和激励相容。 (详情)

天则·名师思想精粹研讨班首期开讲

2014年11月8日至9日,首期“天则·名师思想精粹研讨班”第一讲在北京举办。本次课程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教授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秦晖教授。

张维迎教授8日上午的授课主题为“理念的力量”。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人的行为是由其利益决定的——并非完全正确,一个人的观点、信仰和意识形态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影响人的行为。同时,他指出社会的变革通常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另一种主义,也就是理念的胜利。

当天下午的授课主题为“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在分析了三种已有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企业家”的观点。张教授定义了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发现不均衡与创造不均衡。张教授指出中国多数企业家现还停留在“发现不均衡”阶段,而未来的转型方向就是出现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能够“创造不均衡”。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秦晖教授9日的授课主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秦教授指出,现代民主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存在着一种“又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的现象。这形成了两种“尺蠖效应”,一种是,在民主体制下,政策的收与放都是有利于选民的,但政府的债务却越积越多。另一种是政策的收与放都有利于当权者,于是政府手中的资金越积越多。秦晖教授认为,第二种“尺蠖效应”显然是不文明的,是一种“血汗工厂”式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模式的国家理应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但是由于历史的不确定性,秦教授对在世界范围内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并不抱乐观的态度。(详情)

天则消息

天则十维空间仿真规划模型

天则十维空间仿真规划模型是一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数学及计算机模型。盛洪教授将克鲁格曼教授等人以生产为基础的空间经济学改进为以交易为基础的空间经济学,以人口密度及对应的市场网络外部性和拥挤外部性为主要变量,模拟个人与企业为追逐交易红利而决策,形成一地区或城市发展的规模与密度的均衡,并依集聚程度分布产业。

该模型分为十个维度,包括三维空间、时间维度、产业、制度与政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现有的和未来的生产企业、乡镇以及水资源和生态资源。只要一个地区的发展是以市场制度为基础,本模型就可以模拟该地区未来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规模、经济密度、产业分布、资源限制、生态保护、制度效应和政策效果,及其演变过程;为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照,并能直接应用于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人口规划,土地规划,产业规划,乡镇规划,和水资源与生态规划等规划工作。 (详细内容)

《 经济解释 》学术研讨会在浙大举行

2014年11月1~2日,张五常《经济解释》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 100多名知名学者齐聚浙江大学,共同研讨《 经济解释 》的学术思想及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天则所所长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和天则所副所长冯兴元教授应邀参加此会,并分别在会上作《合约重要:五常教授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政府竞争:成本、收益及其轨迹》及《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比较:以哈耶克、科斯和张五常为例》主题发言。

天則研究/咨询

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有高速发展,企业家居功最伟。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正是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他们构成今日社会精英之中坚。今天,全世界最庞大的、最年轻的企业家群体也开始走出去,沟通中国与世界。然而,由于大半个世纪以来不正常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国企业家群体也是全世界企业家中精神困惑最为严重的。最近三十多年来,新兴的企业家群体始终陷入严重的身份焦虑之中:第一,受反市场意识形态长期宣传的影响,很多企业家相信自己有“原罪”,以为自己获取利润是在剥削工人,因而无法确认自己利润的道德正当性。第二,这种意识形态也影响民众,民众虽然羡慕企业家的财富,但又相信无商不奸,对企业家缺乏敬意。这种看法反过来影响企业家的自我认知,企业家无法确信自己对社会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无法在社会结构中确定自己的位。第三,中国企业家也陷入严重的文化身份焦虑中,尤其是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家。中国人具有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也相当成功,但其背后的支撑性力量是什么,因为长期的文化断裂和反传统宣传,企业家无从准确认知。也因此,企业家个体精神生活处在混沌不安状态,中国企业的管理也缺乏必要的文化根基。“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项目旨在回应这中国业家的身份焦虑问题,通过理论和观念之正本清源,帮助中国新兴的企业家群体确立身份认同,走向心智成熟,承担社会责任。

天则所将展开 “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的研究项目, 本宣言致力于构筑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价值观。面对中国企业家的身份焦虑,着重回应下面三个问题:
1 .中国企业家有原罪吗?
2 .中国企业家为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
3 .中国企业家如何获得更多尊敬?

企业集资与“非法集资罪”问题和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既是民营企业家的奋斗史,也几近是民营企业家的夺命史。近年来,民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很多企业的民间集资行为被冠上 “ 非法集资 ” 的罪名,企业家备受打压。

天则经济研究所企业家研究中心将对我国的“非法集资罪”问题作一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专题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梳理现有相关法律政策,搜集和研究具体的企业“非法集资”和司法实践案例,分析现有法律政策和司法实践的特点、利弊与是非,并参照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提出符合切实可行的废除“非法集资罪”、尤其是废除与之相关的死刑的公共政策建议,改善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些政策建议的大方向应该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把不合法的各种集资行为和诈骗行为两者分开处理,分别转为轻罪,从而最终取消“非法集资罪”,或者至少取消与“非法集资”有关的死罪。

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开放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

我国现有的石油产业体制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一是价格管制,一是限制进入。因而我国石油产业存在着高度行政性垄断。其表现是由两家至三家垄断企业从勘探、开采、炼油、批发和零售,以至进出口的全面垄断。本研究旨在打破石油产业的行政性垄断,明确石油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给出原油和成品油市场放开改革的可行性策略和方案。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地区发展战略与城市产业规划研究

对阳城县发展战略、城市功能转型和产业进行重新定位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天则所开发出的独特的融城市与地区的三维空间、时间、产业和制度与政策分析于一体的空间经济学 - 制度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将此战略定位落实到具体时空中。同时, 通过该模型,模拟市场机理,预测城市和地区发展的长期均衡的最终规模,人口密度及其它经济密度的间分布,城市与地区发展的时间过程,产业的空间分布和发展轨迹,进行制度与政策方案测试等, 进行阳城地区与城市的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 

财政资源配置的公正与效率

关于财政资源配置的公正与效率一阶问题是总体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在最优区间、税种税制设计是否伤及经济体的增长活力;二阶问题是在给定税负水平条件下,既有财政资源配置中的支出结构特别是转移支付是否符合正义原则,以及财政支出的效率特别是一般行政费用的占比。

天则经济研究所将开展关于财政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的研究,集中关注财政资源配置的公正与效率的二阶问题。为了在一个社会中实现公平理想,通过财政资源配置方式介入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世界各国通行的方式之一。 一国运用财政支出手段促进公平时主要采用两种介入方式 : 直接介入的方式和间接介入方式。直接介入方式 是 财政支出被直接分配到个人手中用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公 , 我国财政支出项目中的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农村救济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就属于这一类型。间接介入的方式即政府通过增加支农支出、基本建设支出、文教科卫支出。 本研究关于财政资源配置的公正问题,主要对财政资源的转移支付进行判断,是否符合罗尔斯第二定理,即在实在需要违反第一定理时,可以向最穷的人稍微倾斜。除了公平问题,财政资源配置还涉及效率问题。我国的一般行政费用长期高于世界通行水平,据此存在大量公共财政资源流失和浪费(据粗略估计每年达万亿)。关于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本研究主要是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费用(加上其它相关费用,如对官员的公费医疗费用,住房补贴费用等)占财政收支比重的变化做出分析和判断。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全研究财税体制改革问题,而是选取财税体制的一个方面即 “ 财政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 ” 展开研究,以对中国当前的财政资源配置状况作出初步评估。

中国基层城市化研究

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最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且,重点在中小城镇。我们注意到,中国有数以千计的工业强镇,但他们的社会治理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水平。

第一,大量人口被悬置在城乡之间,无法完成市民化转型。数以亿计的人口已经脱离乡村,聚集在工商业强镇,从事现代工商业,并且不会回到乡村。但是,他们不具有当地户籍,各种权利得不到承认、保障,比如教育。第二,工商业强镇社会治理水平低下。镇政府的人员编制与其所治理的人口规模完全不相称,不得不雇用大量编外人员,以不正规的权力进行社会管理;镇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进行城市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品供应重不足。第三,城镇化结构畸形。由于工商业强镇无法完成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就变成了大城市化。这种大城市化实际上是由权力主导的,政府借助行政权力聚敛周边资源,堆砌城市,而这些通过自发秩序形成的城镇却不能成为城市。第四,工商业强镇产业升级无法展开,经济增长缺乏后劲。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人的升级,企业必须能够吸引和留住一批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投资者,而这些人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目前的市镇所无法满足的。同样,城市化滞后,也给服务业发展造成极大约束,尤其是中高端服务业没有机会发育、发展。

天则经济研究所将开展中国基层城市化的研究,旨在改进工业强镇的治理,优化城镇化的路径,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以推动社会治理向着自治、民主的方向演进。

中国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研究

2013 年初,天则所对中国 30 个省会城市的上万个居民样本进行了入户调研,并计算获得了各个省市的公共治理指数。本次公共治理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省会城市目前的公共治理状况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公共服务基本及格,公民权利保障堪忧,治理方式亟待改善。这也为公共治理的改善指明了最终的方向:改变政府独大的社会结构,转向主体多元的公民社会。本次中国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的排名从第一至最后一名依次为:杭州、南京、乌鲁木齐、天津、成都、上海、北京、南昌、西安、西宁、石家庄、武汉、广州、银川、呼和浩特、重庆、沈阳、长沙、济南、昆明、南宁、海口、福州、贵阳、哈尔滨、合肥、长春、郑州、太原、兰州。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三次公共治理调查,各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的总水平得分较低,即便得分最好的杭州、南京等城市,总指数也刚刚超过 60 分的及格线。治理状况较差的城市还不到 50 分。省会城市排名变化与各省会城市治理方式的改善与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短期内,如果省会城市希望提高本城市排名,可以努力改进当地的政府信息公开与当地干部选拔的透明,促进当地民间组织发展,鼓励当地公众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状况与当地的 GDP 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不强。但是排名与当地财政转移支付公平性相关性较强。即一个地区的社保、医疗、教育及住房相关的补贴,越是更多的分配给了最穷的居民,该地区的公共治理排名就越高。反之,如果更多的分配给了高收入群体,该地区的公共治理排名就越低。这也说明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当中,“公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民众对医疗、养老保障、供水和供电不满意时,向政府反映情况可以得到改善。但对于公共交通、环境绿化、供暖和垃圾处理等有意见时,不管是选择通过集体行动还是选择通过向政府部门反映,都无法改变民众满意度。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三次公共治理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对于省会城市居民而言,基尼系数是在减小的,而且收入流动性也向良性发展。从 2010 年到 2012 年,公民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评价下降明显,尤其是对财产和人身安全变得担心,对自由表达的诉求也在增加。目前省会城市居民对当地的政府廉洁评价仍然很低。

政府信息公开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的空间不断缩小,人口结构的垂直流动越来越固化,利益分享的矛盾也逐渐扩大。为了应对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政法系统为中心,公安、法院、信访、城管等机构配合支持,并由基层政府最终负责落实的维稳系统。关于维稳经费的问题在网络上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论。维稳体制是不可持续,政府的信息公开是打破维稳体制的最重要途径。公共治理的方法在于疏通诱导而并非严防死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信息的充分沟通。没有透明公开的政府信息,就无法建立有效的公开透明的评议、监督制度。公民由此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基于此,天则经济研究所从 2011 年开始展开了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调查,本研究不仅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角度出发,评价研究各级政府是否依据条例行事以及效果如何。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信息公开法律,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政府的信息应该逐步在如下七个方面做到公开透明,它们分别是:干部信息透明、财政透明、决策机制透明、行政透明、公共服务透明、地方政府企业透明及权利维护透明。

即将举办的活动

2014天则教育论

“2014天则教育论坛“将于2014年下半年在京举办,届时会议将主要围绕民办教育和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等主题展开 。

天则双周学术论坛

天则经济研究所持续近二十年的传统学术活动,它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而形成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天则双周学术论坛”已经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品牌。

即将举办的双周
双周论坛第514期:05/12/2014
双周论坛第515期:19/12/2014

以往的双周论坛

双周论坛第 509 期    
时间: 2014年9月12日   
主题:我国公民社会的现状
主讲人:李 凡
主持人:张 曙 光
评议人:贾西津、胡星斗、章立凡、徐 昕、甘德安

在对公民社会的概念进行定义之后,李凡教授指出公民社会形成的路径包括三个,欧洲路径、美国路径及后殖民地路径,并对这三个路径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回头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李凡教授认为从路径角度讲,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走的是欧洲路径。

李凡教授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包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独立的可以自我管理的社会的存在和扩大;二、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出现。而中国公民社会的特点体现在其基本上市要满足社会本身的利益跟需求,逐渐扩大了跟公权力的冲突,公民社会组织依托互联网发展很快,以及中下层社会的发展走向逐渐激进化。就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李教授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对政府的态度是请政府给予空间,第二阶段是社会开始对政府说“不”,社会与政府的冲突越来越大。

在分析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基础上,李教授梳理了公民社会发展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当下公民社会给中国目前政治带来的一些挑战。

编辑:潘进
责编: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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